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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卷)张晓东:金融监管变革视角下的中央银行监管功能

作者:admin 发表于: 2017-09-04

 

 

金融监管变革视角下的中央银行监管功能

演进与重塑

 

张晓东

 

 

  中央银行在现代国家货币金融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因而无论何种监管体制都必然涉及到央行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初始于其履行“银行的银行”角色需要,转折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牵涉,而再次重塑于其以宏观视野见长的特性。新时期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出现了回归和重塑,前者体现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回归和重塑的背后凝练了人们对于何为现代、最佳监管体制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

  中央银行在现代国家宏观经济金融体系中居于中枢地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因而无论何种监管体制都必然涉及到中央银行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统一监管与双峰监管四类监管模式中,双峰监管因其卓越预见而得到了广泛好评,其监管逻辑清晰、职责明确,但经过危机检验后包括双峰监管的首倡者迈克尔·泰勒教授本人也认识到其存在忽视宏观审慎监管及中央银行角色的不足。危机后,目标监管体制得到了美、英等主要金融大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该体制与之前四类监管体制的一个重大显著区别在于,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因而,重新审视中央银行的监管角色,准确评估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中央银行功能,对于吸取金融危机教训,探寻建立现代化的监管体制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监管的历史渊源

  传统上,银行的审慎监管一般是(虽然并非总是)由中央银行监管,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还是整个金融业的监管者。如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51个国家和地区中,大约60%的国家和地区赋予了中央银行监管银行的职责,有的是其作为唯一的银行监管(69个),也有的是作为多个监管机构之中的一个(21个)。中央银行之所以肩负监管职责,与其作为“银行的银行”身份须臾相关,更确切地说是与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关系密切。作为“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为避免给予商业银行支持过程中可能的道德风险而逐渐介入到银行体系监管之中。

  从中央银行历史看,中央银行最初是作为“政府的银行”出现的,当第一批政府发起设立的银行——例如瑞典国家银行(1668年)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欧洲创立的时候,其并没有打算让这些银行执行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能,更多是为战争融资便利的需要。然而,政府为换取融资便利往往通过法律对这些银行予以特定支持或优惠,包括赋予垄断性的铸币权,由此使得中央银行获得了可以通过商业汇票的再贴现提供额外现金和货币的能力,逐渐变成了“银行的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为了解、评估银行系统成员的交易安全和稳健程度而逐渐具备了监管职能。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能正是其作为“银行的银行”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延伸和必然要求,通过直接介入金融监管解决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责任推诿问题。

  如果说作为“银行的银行”的角色为中央银行介入监管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持,那么大规模金融恐慌则是直接促成中央银行介入金融监管,甚至是现代中央银行创立的重要条件。如美联储创立的初衷是在银行经营失败后对其提供救助(Boone和Johnson,2009)。1907年美国发生的严重的金融危机促使国会开始考虑建立中央银行。在此之前,美国银行界为应对挤兑现象,自发成立票据交换所,部分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但事实表明作为商业机构无力应付大规模金融风险,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对设立联邦储备体系的初衷表述就是“给国家注入一个有弹性的货币,为商业信贷的贴现提供便利,完善对银行体系的监管”,第13条明确了美联储可在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的权力。在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美联储根据商业活动的周期性变化,向银行提供季节性信贷,避免资金短缺引发的金融恐慌。商业银行在市场中所扮演的期限转换角色使得他们的经营失败会产生巨大的系统性影响,为防止市场崩溃需要设立最后贷款人,既然中央银行被普遍认为是最后贷款人,那由中央银行来行使监管权力就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又如何能知道是否应该给予资金救助?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获取准确、真实、及时信息的最佳途径就是持续监管。当然,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因而中央银行实际取得法律授予监管权力的时间并不相同,如全球另一家著名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颁布后,才获得法定的银行监管权。20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银行危机后,英格兰银行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其只拥有有限的银行监管权,此后英国通过了《1979年银行法》才赋予了英格兰银行全面的银行监管权。随着金融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金融市场各种结构性变化明显打破了银行系统和其他金融中介之间的壁垒,因此,以中央银行为一方,与其他监管机构为另一方的职责分工问题逐渐明显,但就中央银行监管职能而言尚没有遇到根本挑战。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央银行的去监管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逐渐分离了其监管职能,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鼻祖之一,其举动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监管体制。正是在英格兰银行去监管化的过程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横空出现,统一监管模式也就此获得了世界性影响。可以说,英国统一监管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职能的脱钩。此后,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也逐渐遭到废弃,或在整个监管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少的监管职能,居于辅助或配角地位,如德国中央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协助其监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但总体看,大国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在这一段时间有不断弱化的趋势。这一时期,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弱化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通常认为,货币政策职能是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中央银行同时承担金融监管职责和货币政策职能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如中央银行为避免被监管机构的破产可能推迟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作为监管者对金融机构的倾向性照顾可能会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不利于公共利益。

  其次,金融监管失败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声誉风险。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的内在产物,是大概率事件,中央银行承担监管职责容易经常遭遇危机考验,可能影响其声誉,声誉风险的传染可能影响其负责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及公众信心。如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被剥夺前,政府对其在应对先前的约翰逊·马斯银行、BCCI和巴林银行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不满。有研究认为,1997年英国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建立单一监管机构的决定因素是使货币政策同金融政策相分离,使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自治权同任何未来的金融危机绝缘。

  第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职责集于一身可能导致权力垄断或滥用。市场经济对垄断抱有极大的戒备心,包括权力垄断。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官员一般非经公众选举任命,若同时承担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可能导致权力垄断且不对公众负责。实际上,历史地看,美、英这些大国中央银行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公众对其权力膨胀的担忧,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是私人性质的。美联储成立前,美国历史上曾多次设立了类似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美国第一银行、美国第二银行,但到期后都没有得到国会批准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央银行过大权力的担忧。为缓解这种担忧,美联储作为事实上的中央银行甚至在名称中避免使用“中央”、“国家”字眼,避免让人联想起权力的集中、垄断和控制。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在全国分地区设立12家储备银行,不仅有经济上考虑,也有政治上避免权力集中的考虑。英格兰银行成立后也很长时间没有法定的监管权力,有研究认为,当时赋予英格兰银行那样非官方机构或非公共性质的机构正式的银行监管权对其他商业银行而言是不能容忍的。

  第四,中央银行承担监管职责还面临着将金融安全网延伸至非金融机构的压力。这可能向社会公众传达非银行机构将获得类似银行一样的政府担保,对保护的预期和确信会引发道德风险。

  第五,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风格存在差异。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是逆周期的,而微观监管政策是顺周期的,前者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总体要求是谨慎而稳健,后者属于微观范畴,要求快速及时应对。货币政策是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金融监管是根据金融法律进行的技术性监管,两者操作方面存在差异,“一体双职”可能会混淆各自目标和手段上的区别,降低两种活动的专业化程度。

  此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研究表明,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责遭到剥夺与工党对其“惩罚”有关,至少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英国工党政府建立金融服务管理局接管了银行监管权,其部分动机在于“惩罚”中央银行或减小它的规模,作为当时主导监管改革的英国工党对英格兰银行并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以追溯至1931年英镑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角色,该事件导致当时的工党政府倒台。

  除了上述理论和个案的考察外,特定时代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也是观察中央银行去监管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于决策者和立法者而言,他们往往会借鉴最金的历史经验而做出决策,因此一国历史上刚刚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势必影响到后续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国为例,1979和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的水平,民意调查显示通胀为“头号敌人”,这一事件为中央银行后来更多专注于价格稳定而不是金融稳定埋下了伏笔。除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外,当时普遍认为,当中央银行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政治影响时,其对于通货膨胀的长期解决方法就会被当权者为了大选前推动经济上升的短期要求所否决。政府的执政期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因此,在他们的执政期开始时,会向其热心的支持者们宣布追求稳定价格的目标;而当下一次大选临近时,他们会逐渐企图废弃反对通货膨胀的承诺,希望依靠大选前的经济景气再次当选。针对这种现象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立法将中央银行为达到价格稳定目标的独立性加入到国会的法案或条约中,即通过法律支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他很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在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法定独立程度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结果是,中央银行为制止通货膨胀而谋求独立性,并逐渐分离了其监管职能。

  中央银行监管权力分离的过程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独立性提高的过程较为一致,但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提高货币政策专业化、避免权力集中和利益冲突的需要。人们主张中央银行的目标和任务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有利于与公众沟通。与公众沟通得好,意味着中央银行引导通货膨胀的预期越有效;反之,如果目标太复杂,就难以沟通,也加大了实现目标的难度。因此,单一目标成为很多中央银行的选择。

  在中央银行去监管化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大国中央银行中比较例外的是美联储,不仅其货币政策目标不限于价格稳定,而且在货币政策职能之外其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对州会员银行机构的金融监管职能,其他还包括对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艾及公司(根据Edge Act设立的公司,主要从事与美国对外贸易有关的海外银行业务)、外国银行在美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职能。美联储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直接介入对银行的监管,其货币政策将会遭到损失,它也不可能更好处理银行倒闭等各类危机。

  基于上述考虑,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功能监管、统一监管和双峰监管通常都不考虑中央银行的监管角色。其中,功能监管体制下,或者仅在路径依赖的前提下维持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或者为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性而专门建立了银行业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一般是在中央银行之外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甚至一些国家是专门为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而采用统一监管体制。双峰监管与目标监管最为接近,但是经典的双峰监管理论也是排斥中央银行承担监管职能的,或者仅承认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的职能下参与危机救助,如双峰监管的最早倡导者迈克尔·泰勒就明确反对英格兰银行承担双峰之一的“金融稳定职能”(实为审慎监管职能)。

  三、目标监管体制中的中央银行再监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央银行以价格稳定为长期目标,而各国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职能是不同的。其隐含的假设为,维持低通胀率就可以确保金融稳定,不需要采取特殊的安排。并且,当时货币政策的侧重点放在金融体系的发展上,金融稳定常常不是中央银行主要考虑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事实表明,忽视中央银行的监管功能在金融现代化过程中并不适当,不利于发挥中央银行在风险防范和危机处置方面的特殊功能。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向金融体系和社会注入流动性的机构,是能恢复市场信心的权威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英等国在汲取危机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监管体制,将金融监管目标划分为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按照一个监管主体负责一个监管目标的原则,分别确立三个各负其责的监管主体。其中,宏观审慎主要是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为监管目标,其得到重视并在金融监管体制内取得一席之地,是本轮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性标志。由于中央银行拥有宏观视野、经济周期分析能力和相应的专业人才,且作为央行两大基本目标的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具有协同效应,因而中央银行是该角色的理想承担者,由此中央银行重新介入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得到了更多认同,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回归和强化的趋势日渐明显。

  一方面,危机表明微观审慎不等于宏观审慎,宏观审慎需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理解并采取逆周期的调控政策,中央银行具有的自身条件使之适宜成为宏观审慎监管者。中央银行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职能,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经济体系具有系统性影响(这也是其难以实施结构化宏观调控的部分原因所在)。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逆周期调控,即在经济紧缩时,往往采用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在经济扩张时,往往采用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此熨平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这两个方面特征与宏观审慎关系密切。宏观审慎需要监管者从经济整体和金融体系的视角判断宏观审慎的程度,而这种判断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如2005年前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居民家庭杠杆率居高不下,各个金融市场主体正在从事着击鼓传花的游戏,但是整体的金融风险并没有减少。与此同时,美国的实体经济也因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导致了过热局面,需求快速上升拉动通胀和核心通胀抬头。正因为如此,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方向并开启加息周期,连续17次分别加息2.5个基点,直至达到2006年6月的5.25%。然而,美国在危机前缺乏宏观审慎监管者,因而中央银行对于经济形势的周期变化判断并没有引起相应的金融监管回应,传统的审慎监管者即微观审慎监管者并没有意识到到这种周期变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而是不区分周期地执行着一贯不变的监管指标(除非立法本身发生变化,然而法律基于权威性需要,稳定是其基本品质,朝令夕改则明显与之不相容),由此导致系统性风险问题无人监管,中央银行对宏观形势的判断的结论在金融监管领域没有得到应用和反映。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救护需要中央银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通过监管直接获取机构和市场信息是及时、有效救助的关键。金融危机救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流动性救助,危机救助涉及信息和资金两个方面,因而救助者既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开展相关业务,也需要掌握金融机构和市场信息。危机中金融机构救助的必要性、时机、规模、担保措施等,都需要中央银行进行准确判断,因此中央银行事先了解金融机构的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能够为其在危机时准确判断救助提供决策信息支持。反之,如果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金融监管获取金融机构的第一手信息,则必须在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共享渠道,为中央银行知情决策提供有效信息。然而,通过第三方获取银行机构信息并不是中央银行通过直接监管获取信息的最佳替代,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既面临及时性问题,也面临信息过滤损失和传递遗漏问题。2007年英国北岩银行救助案例就是其中鲜活的负面案例。

  在 FSA 设立之初,对英国这种做法的批评者认为,将对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责中分离出去具有很大的风险,英格兰银行缺少了从监管职能中得到的具体机构的基本信息,不能充分地履行好其“最后贷款人”的职责。2007年9月英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北岩银行的救助案例基本印证了这些批评。北岩银行挤兑事件是英国金融危机前期间的标志性事件,事发前FSA对其流动性监管不足,且在发现问题后还于2007年6月29日豁免该行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计算资本充足率,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英格兰银行对此一无所知,挤提事件发生前一个月,FSA才将该行的风险状况通报英格兰银行,希望英格兰银行能向该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当北岩银行在8月初向英格兰银行申请紧急援助的一个月之后,英格兰银行、财政部和FSA组成的三方联合常务委员会(Tripartite Standing Committee)才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提供救援。由于牵涉多方及信息判断和传递时间需要,英格兰银行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明显不足。因此,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7)年重申认为的,中央银行在监管中获取的信息、专业知识和权力提高了其预防金融危机的能力,当金融灾难出现并且公共行动得到授权时,中央银行能够更加快速、有效、知情地加以处理,反之则不可能。美联储理事佛格森也认为,中央银行如果要时刻准备处理金融危机,就必须了解具体的金融机构是如何管理和演变的。仅仅了解金融市场和机构的运作是不够的。甚至还需要了解决策人、内部控制和管理信息系统。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中央银行承担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源于两者的协同效应。目标监管体制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经济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传统上中央银行承担整体的宏观经济稳定职责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职能、最后贷款人职能,因而是宏观审慎监管者的最佳人选。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事前分析看,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宏观视野及其对经济周期形势的分析,能够将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掌握的信息和判断转化或延伸应用于宏观审慎监管领域;从事后的危机救助分析看,危机救助中核心是流动性问题,而中央银行在危机的流动性提供方面具有垄断性权力和资源,是金融恐慌时期唯一能够向市场或机构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的监管部门,因而中央银行在危机救助中必然处于核心地位。由此可见,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同效应,提高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致性水平,快速应对和处置金融危机。

  事实上,本轮金融危机后,美、英、欧盟等国或地区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中,中央银行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英国、欧盟,中央银行在审慎监管体系中都是居于核心地位。随着各界对宏观审慎监管必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契机,中央银行借助其在宏观经济领域的专业优势,将在宏观审慎监管中承担更大功能,有望成为目标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次贷危机救助的决策者之一的伯南克在《金融的本质》中所指出的,基于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能感受到的后果,现在看来保持金融稳定与保持货币政策和经济稳定显得同等重要。诚然,美联储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要知道,美联储的创建就是为了试着减少金融恐慌的影响范围,建立美联储的初衷是为了金融稳定。因此,现在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货币稳定)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银行将主要目标和精力集中于货币稳定具有合理性,但是由此而忽视金融稳定并将其固化后就可能忽略了现代中央银行的最初使命。因此,中央银行是在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下再次获得了明确的金融监管权,但这并不是中央银行简单回到之前的监管角色,而是在吸取危机教训的基础上,以系统风险防范为目标的监管职责,即着重定位于宏观审慎监管。

  然而,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依然发挥着重要角色,甚至也在危机之后得到了巩固甚至回归,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受访国家认为,中央银行凭借其监管职能,可以更好地履行如货币政策制定等其他职责。如英格兰银行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的职责在危机后也得到了回归,虽然其并不直接从事微观审慎监管,但是审慎监管局属于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且其负责人由英格兰银行一名副行长兼任,通过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和委派负责人,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就接管了微观审慎监管。美联储在危机后其对州会员银行、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微观监管职能也都得到了保留,不仅如此,《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还要求美联储增设一员专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实际上也是进一步提升了美联储的微观审慎监管职能,而这也符合美联储对于金融监管角色重要性的一贯认知。

  四、启示与借鉴

  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与货币体系的核心,任何忽视中央银行角色的监管改革都是不完整的。随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人们对于中央银行金融稳定目标的再认识及中央银行去监管化危害的深刻反思,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回归和重塑已成为广泛共识,并将对整个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中央银行将在宏观审慎监管领域扮演关键角色。鉴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具有协同效应,中央银行应当在宏观监管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统筹利用其对于经济金融周期的分析成果。同时,由于金融业的发展,系统性风险不再局限于银行业机构,各类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都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因此新形势下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不再限于银行业机构,而是应当涵盖各类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如美国在危机后将中央银行的监管权拓展至系统重要性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危机后对于系统性风险来源及中央银行监管覆盖领域的最新认识。另一方面,中央银行由于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且为货币政策制定而获取必要的信息之需,中央银行也将在微观审慎监管领域继续扮演一定的角色。如危机后美、英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所在国的中央银行在微观审慎监管领域的角色也都得到了监管体制改革的强化。这些变化凸显了新时期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回归和重塑,前者体现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回归和重塑的背后凝练了人们对于何为现代、最佳监管体制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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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1〕James R. Barth, Gerard Caprio Jr. and Ross Levine: "Rethinking Bank Regulation: Till Angels Gove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0-91.

〔2〕【美】纽曼,米尔盖特、【英】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胡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1页。

〔3〕范建军:“现代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演进——一个制度历史变迁过程的个案研究”,《经济评论》,2004年第6期。

〔4〕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Purposes and Functions is pu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taff Publications Committee. It is assisted by the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Lucretia M. Boyer.

〔5〕【英】霍华德·戴维斯、大卫·格林:《全球金融监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部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6〕Donato Masciandaro and Marc Quintyn:“Reform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 a review of global trends, causes and effects(1998-2008)”,FEBRUARY 2009, http://cepr.org.uk/sites/default/files/policy_insights/PolicyInsight30.pdf.

〔7〕约瑟夫·J.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FSA经验的评判性重估”,廖凡译,《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2辑),第581页。

〔8〕邹力行:《金融帝国——美国的发展与启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9〕RICHARD J. HERRING AND JACOPO CARMASSI:“The Structure of Cross-Sect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rticle in Finance Markets Institutions & Instruments, January 2008.      http://garrettforms.house.gov/uploadedfiles/herring_r_j_and_carmassi_j_2008_the_structure_of_cross-sector_financial_supervision.pdf.

〔10〕【美】加里·M·沃尔顿(Gary M. Walton)、休·罗考夫(Hugh Rockoff):《美国经济史(第10版)》,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01页。

〔11〕【美】纽曼,米尔盖特、【英】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胡坚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313页。

〔12〕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13〕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14〕吴晓灵: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银行家》,2011年第6期。

〔15〕从金融机构角度看,有的是暂时的流动性危机,有的则是偿付能力危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理论强调提供救助贷款必须有足额抵押物担保,实际上就是要区别暂时因流动性陷入困境的银行和自身偿付能力本来就有问题的银行,后者若有救助必要,可能更多依赖财政部门注资、国有化等,而不能完全依赖中央银行流动性救助。

〔16〕【英】迈克尔·W.泰勒:“‘双峰’模式的回归”,康娅忱、刘晶译,《金融服务法评论(第3卷)》。

〔17〕张健华:“英国北岩银行挤提事件及处理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当代金融家》,2008年第4期。

〔18〕转引自王君:“金融监管机构设置问题的研究———兼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

〔19〕U.S. Treasury Department:“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Documents/Blueprint.pdf.

〔20〕【美】伯南克:《金融的本质》,巴曙松、陈剑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