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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论坛》(CSSCI来源集刊)

(第20卷)贾海洋: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之构建

发表于: 2018-09-03

  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之构建

  

  贾海洋*

  

   

  

  一、企业环境责任的界域性考量

  二、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

  三、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的宏观构建

  四、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微观构建

  五、结语

  

  

  近年来,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担承正日益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且业已形成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与学说,这对企业承担适格义务束缚、保障环境安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价值。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研究并非法学界的“专利”,法学界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研究大都借鉴、移植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即有成果,并在这些成果之上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这对于丰富与拓展法学研究思维、科学建构相应责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研究对象界域模糊,经常处于学科摇摆的游离状态,形成的成果经常淡化以“严谨性”、“逻辑性”为本的法学之色,其确立观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难免受到质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法学视角对企业应当担负的企业环境责任进行适格审视,并对现行立法中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构建提出宏观性完善建议。

一、企业环境责任的界域性考量

  从现有研究法学研究成果来看,学界普遍存在的通病之一即在于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概念界域定位不准,受其他学科影响,多数学者并未将道德层面的义务进行剥离,企业环境责任的定义缺乏严谨性。有鉴于此,准确厘定企业环境责任边界。确定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维度,系企业环境责任理论研究的根基。

(一)道德与法律的嫁接融合

  法律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法律通过权利义务责任范式来规定与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规制。之所以各国以法律作为规制人们行为的不二之选,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权利义务责任范式能够对人们行为进行明确的指引与评价,能够为众多法律主体提供稳定的行为标准;其二,法律注重人们外部行为的调整,更加强调客观性,具有效率性;其三,法律具有强制性,能够通过国家机器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制裁。在于在现代社会,企业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组织体,被赋予与自然人平等的法律人格,其行为必然受到法律规范的具体调整。与其他法律主体相较,企业基于迥异的社会属性,被赋予不同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各国立法者均针对其独特法律人格设置了形式各异的行为规范。具体到企业经营行为之上,法律要求企业在规定的行为规则框架内从事经营活动,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诚实守信、公平、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在针对企业设置的诸多行为规范中,企业环境义务与责任规则最为突出,彰显了立法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高度关注。然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实面前,现有的企业环境责任规范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破坏环境行为,法律层面的环保义务、责任规范已不能也无法担承有效制约企业破坏环境、保障环境安全之重任,而寄希望于企业环境道德责任的辅助,甚至是主导,以此催生、呼唤企业的良知,形成企业自律。正如学者所言:“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是在不损害社会利益,不超越道德底线前提下而应追逐的目标,抛开社会效益(利益)而谈公司利益是与现代经济制度发展目标不相吻合的......其社会责任有时应大于自然人对社会的责任,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公司活动都要被法律所决定那是不现实的。”[1] “不否认公司追求利润的本质,但其所遵守的‘游戏规则’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法律规范和道德规则是公司营利的前提。”[2] 就形式维度而言,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均是促进企业担承企业环境责任的工具、手段和方法。道德规范与法律准则均是企业环境责任的载体,企业环境责任既非纯粹的道德责任,也非仅指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游离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责任样态。[3]

  (二)法定义务与责任应为企业环境责任的基本范式

  从企业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企业环境责任的边界仍显异常模糊、宽泛之态,究其原因即在于企业环境责任并非仅限于企业环境法律责任要义,还包括是比现行法律规范更具高度之道德要求。[4] 然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界亦无界,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真义之探寻实无益处,道德要素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看上去很美,包罗万象、无所不能,但其华而不实,弊端种种:其一,过于强调道德要求会造成企业环境责任的外延无限放大,企业环境责任标准体系会因社会公众的动机、目的、价值观的不同而愈加混乱,无法形成自成一体的企业环境责任理论;其二,过于强调道德要素会令企业环境责任形成两种评判标准及结果,一种是法定要件与法定后果,一种是道德标准与道德后果,这样极易造成企业环境责任理论体系的崩溃,无法梳理出相对清晰、逻辑严谨的企业环境责任判定规则;其三,尽管学界力争构建系统化、执行力强的企业环境责任规则体系,以期与日趋严峻的恶劣环境实践相适应。然而,“即使是在一个比较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争议并预先加以解决的永恒不变的规则。”[5]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应当以法定义务与责任作为基本范式构建与完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此举并非否定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要素。归结现行法律规范下的企业环境责任软弱无力之根由,不难发现当下规则体系已不能适应环境破坏之实践,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环保诉求。而将那些尚未被纳入法定义务责任范畴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定义务并苛以相应法定后果,即将已具备纳入法律调整条件的道德层面的环境义务进行立法化升级才是今后理论与立法层面应当努力的方向。“一旦制度面上要落实社会责任之目标,自然必须明确界定社会责任之内涵,以免公司经营者无所适从。”[6]本文认为,企业环境道德责任无法担负如此重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倡导者的一厢情愿。尽管现行的法律规范存在种种不足或缺陷,不能与复杂的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相适应,但不能以此否定环境法律责任的正当性,法律层面的积极应对永远是规制企业行为的不二选择,只有不断完善与环境法律责任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方是立法者的正确选择。

二、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7] 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具体构建是否科学、准确离不开立法者对该种制度所涉诸多价值的甄别、判断与取舍。在构建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之始,综合考量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与人类认知选择进行价值博弈取舍实乃必要。

(一)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衡平

  在法学视域下,效率与公平均是法的基本价值范畴,二者既能共容,也能相斥。远至秉性迥异的法律部门,近至具体法律制度均是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较力之场,如何准确衡平二者之间的价值位阶,实现法的正义效能,已然是各国立法者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首先需要考量且必须为立法者所尊重的即为企业营利性目标的确立与实现,此乃法的外在效率范畴。申言之,在构建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制度之始,必须厘清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企业是否应当以营利作为其生命周期的恒定目标?毋庸置疑,企业作为投资者实现投资的具体工具,营利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企业样态具有多元性,但无论是公司、合伙企业,抑或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任何一种企业类型,在诸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应法律法规中均将其定位于营利性组织体,在商法及其部门法等教科书中也对这些组织体的营利性特质予以明确。由此可见,企业的生命在于营利,无营利即无企业;其二,企业营利性目标是否为企业的最高目标?诚如前所述,企业的生命在于营利,之所以为众多投资者所接受,并为立法者给予积极认可。尽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可能会存在各种复杂性,但均不能否认和动摇人们对企业营利目标的高度推崇。既然企业的营利目标已经作为法的外在效率价值被立法者所认可,那么接下来需要的即是如何在构建企业环境责任制度过程中立法者将企业营利性目标予以固化与凸显,即通过法的内在效率价值在具体制度规则设计中的凸显来达到法的外在效率最终得以实现的目的。相较效率价值而言,公平价值是立法者更为关注的重要对象。为论述周延之需,本文将公平价值也区分为法的外在公平与内在公平。就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制度而言,法的外在公平所关注的系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是否可以毫无顾忌、任性发展,只追逐效益而忽视其他社会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诉求是否得当,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企业实现其利润目标时不可忽视对其他法律主体的必要保护,不能任由企业对其他主体权益进行侵害,不能以牺牲社会利益或个人利益来实现、满足企业的一己之私,这就是法的公平价值在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重要凸显。相应随之而来的,带给立法者最为棘手的课题即为在建构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制度中如何实现法的效率与公平价值的衡平。结合前述内容,本文认为应当进行如下考量:其一,企业营利性目标应当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唯一目标予以确立,只有对企业营利目标进行高度支持,才能令企业全心投入到经济目标实现上,才能与企业这种组织样态予以确立的初衷相符,此即立法者对效率价值给予的必要尊重;其二,企业实现营利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立法者应当积极进行调研、论证,动态而非静态关注企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之劣根,科学立法、修法,不断针对新问题、新现象进行制度规则调整,不应遏制企业营利而实现所谓的“伪公平”,而应以公平价值观去维护、守护企业营利目标的实现,践行效率价值观上的公平。

(二)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衡平

  “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是客体价值的两个基本侧面,其间存在客观的矛盾关系。”[8] 在法的价值范畴体系中,自由、秩序与法的公平、效率一道共同构成法的价值序列,对于立法者判断、评析、构建法律制度规则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学者所言:“自由是主体最深刻的内在需求之一,它的法律表达即权利。可以说,权利是自由这一社会──政治概念的法律译语。权利的本质和外在形式既决定着自由,又表现主体自由。权利就是法律层面的自由。权利的可选择性,放任性和可弃性所表明的正是法律价值中的自由价值。”[9]现代立法,法律赋予企业与自然人一样具有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资格,对企业法律人格的合法性给予了明确肯定,赋予了企业较为丰富的自由。在相关企业立法中,自由价值的体现无处不在,主要凸显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赋予企业追逐利润的权利,明确企业营业自由。立法者不但对企业的营利性组织体之特质给予肯定,在具体条文设计中更是对企业营业自由与逐利目提供了规则支撑;其二,立法者逐步放宽投资者对企业的出资管制,企业设立自由业已趋势化。从我国近年来公司法修订来看,立法者放弃了坚守多年的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资本制,无疑是在放宽企业设立条件,鼓励投资者创立企业的积极性;其三,推崇企业自治。从各国公司法规范来看,立法者大都有意凸显企业的自由意志,明确可以通过章程设计对股东表决权、分红权等进行有异于公司法即有规则的约定。凡此种种,无不体现自由价值在企业法中的重要地位。“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法律主体在法的指引与调控下建立一定的法律关系,为实现一定的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而展开的持续性社会互动过程,以及因此而呈现出来的社会稳定地运行、相对和谐地发展的状态。”[10] 相较自由价值而言,秩序价值表现的更为外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立法者为不同企业形式量身定制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种类繁多的企业法律,彰显了其对秩序价值的崇尚与追求;其二,确立不同企业类型的异质人格,赋予其迥异的生命规则。立法者基于人格属性将企业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两种类型,苛以不同的行为与责任规则,投资者在不同的企业样态中承担迥异的法律责任,投资者与企业之间、投资者之间责任分担与顺位存在差异性;其三,针对不同类别企业设置程序各异的议事规则。诸如合伙企业表决多采用全体一致决、合伙人群策群力、共同参与经营。公司则采用多数表决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并不一定参与公司具体管理。综上,这些均是秩序价值在企业立法中的具体体现。毋庸置疑,大到一国法律体系设置,中到某一部门法的整体设计,小到某一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均会涉及立法者对秩序价值的“感悟”,并籍以具体彰显。在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具体构建中,企业追逐利润天性的充分保障无疑是自由价值是否予以实践之根本,而对何种情境下的企业逐利行为不能为立法者所容忍则是秩序价值的重要特征,也是法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博弈、较力的结果,明确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属性,摒弃道德责任更是自由价值基础上秩序追求的实现。

(三)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衡平

  一直以来,法的本位经常被学者作为价值衡量的一种评判路径。“‘法的本位’是关于在法这一定型化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起点、轴心或重心的问题。”[11] 民商法历史的发展实践见证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等多种本位模式,进入到近现代民法,义务本位已然被拒之千里之外,直至今日,横亘在人们心中仍在持续发挥效用的当属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近代民商法极度推崇个人本位,以个人中心为其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个人本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所有权绝对。即法律主体所享有之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权具有绝对自由性,相较其他权利具有绝对优越性;其二,契约自由。契约自由包括是否进行缔约自由、选择缔约当事人自由、缔约方式自由、缔约内容自由等;其三,过失责任。是指只有在当事人具有过失的情况下才能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毫不夸张地讲,个人本位是民商事立法永远挥之不去的“烙印”,具有鲜明的专属性。那么,何谓社会本位?诚如梁慧星教授所言:“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权利,是谓之社会本位之法制”[12] 以社会中心为其价值取向的社会本位观在现代立法中逐渐显露头角,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所有权绝对的限制。即不再强调所有权万能,开始对所有权的部分全能进行限制,诸如权利滥用原则的确立等;其二,竞争受规制。注重竞争秩序的维护,契约自由受到规控;其三,无过错责任出现。通过确立严格责任、危险责任等责任形式缓和无过错责任的弊端;其四,社会责任的生成。要求法律主体在享有民商事权利的同时担承必要的社会义务。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具有何种关联,二者是否可以共存?现有研究成果更为倾向于将两者对立来看,非此即彼。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具有视角层面的狭隘性,从狭义上讲,仅就民法这门独立部门法而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确实无法共存,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存在着绝对的价值认知界限。但从广义上来看,对于企业这种法律主体并非民法是其唯一行为规制渊源,还需接受诸如刑法、经济法、环境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此种意义上,即会存在不同本位理念支配下的规则体系。就企业环境责任制度而言,并非单一法律部门所能覆盖,该种制度既涉及民商法关于企业所有权与环境权享有与行使,又涉及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侵权责任规制,既涉及经济法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整,又涉及微观市场主体行为监管,还涉及环境法对企业逾越环保标准破坏环境行为的认定。凡此种种,不同法律部门所崇尚的法的本位不同,两种本位观完全有可能在企业环境责任制度中实现和谐共存,本文认为,现阶段,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具体构建,应当秉持民商事立法的个人本位为主,经济法、环保法的社会本位为辅之价值理念。

三、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的宏观构建

  企业环境责任的愈发凸显并非偶然,是现代风险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反馈。如何对其健全完善,如何与我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一种适应我国特定阶段国情的具体法律制度,深入至我国企业制度改革之中,是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构建的精义所在。从我国现行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来看,陈旧滞后、体系散乱的制度规则显然难以与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究其原因,即在于立法层面关注企业环境责任具体规则有余,宏观方面的总体设计严重不足,不能与企业社会现状及企业相关制度规则高度对接,造成法制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道德规则法律化

  传统企业环境责任理论认为,“法律的概括性和普适性决定了法律既不能囊括所有的社会要求,也不能规定过高的行为标准。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中普遍认可的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13] ,是现代文明社会普遍信守的一种特定评判标准。有鉴于此,企业环境责任应当包括企业环境法律责任与企业环境道德责任两种形式。其中,道德层面的企业环境责任相较法律层面的企业环境责任更为重要,企业环境责任的意义更在于道德准则,道德准则反应了企业环境责任的价值追求。尽管本文将企业环境责任定位于企业环境法律责任范畴,但并非与道德准则意义上的企业环境责任彻底割裂,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微妙联系。之所以强调对道德意义上的企业环境责任予以弱化,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道德准则不能够为企业提供明晰的行为规则,道德规则不具国家强制力,只能依靠企业的自觉性。在复杂的商事实践中,道德标准高于法律规则经常被视为一纸空文,对于本来即已陷入窘境的企业来讲更是无从谈起;其二,尽管法律与道德具有同源性与互补性,但并非二者能恰当地适用于任何领域、作用于任何主体。与血肉之躯、感情丰富的自然人不同,企业是为法律拟制的主体,其灵魂价值强调企业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并非绝对重合,企业所有者缺位,企业在追逐利益面前,道德规则无法对实际操纵企业且不需承担对等责任的股东及公司高管发生效能。故此,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现状,将那些已然窘迫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规则以法律意旨,将企业自律转化为他律,进而提升企业的行为标准与担承的企业环境责任强度实属必要。当然,在具体立法过程中,并非是毫无限制地将那些道德范畴下的环境责任予以法定化,而是在必要甄别的基础上适度进行,以免不合理地增加企业负累。

(二)明确商人责任

  毋庸置疑,企业为商主体,其秉性自然异于民事主体。归结原因即在于:企业生命始自其营利性目的,企业投资者持续关注的重心在于谋取利润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获取投资回报,其意志形成及决策执行具有社团性,企业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行为的义务性考量相较权利性明显淡薄。申言之,“显性上,商人是众多自然人合构而成的组织体,其价值的先天定位决定了商主体是众多社员逐利意志之载体,商人无非即为多位自然人基于营利目的的一种目的性联合。然而,隐性上,商人这种社员组织体并非是自然人营利目的的简单联合,而系专司持续营利为要旨的一种有机体,与以偶发性营利为目的的自然人迥然不同。”[14] 故此,现代社会,各国立法者都注重针对企业与自然人的异质性设置具有一定差异性的权利规则与义务规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为商人责任之确立。诚如学者所言,商人责任者,诚信重于泰山,商人及商人责任的构建需要更加注重诚信原则的恪守,其中,企业担承社会责任,尤其是企业负担相较自然人更重的环境责任即为商人责任的凸显。然包括企业环境责任在内的商人责任应当如何构建,如何区别于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方面进行考量:其一,苛以企业最大诚信义务,以衡平其在商事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中的绝对优势;其二,明确企业责任维度,将确应企业承担的义务之违反均苛以商事责任;其三,将惩罚性赔偿作为商人责任的基本原则,以补偿性赔偿为补充。凡此种种,明确商人责任,拓展商人责任维度与深度,真正形成商事规则与民事规则并行的规则体系,为企业环境责任之确立奠定法理基础,清除制度性障碍。   

(三)完善董事义务规则

  传统企业理论者认为,企业利益即为投资者利益,二者具有同源性与一致性。然从企业人格理论出发,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确立,逐渐改变了学界对企业本质及企业利益的认知。企业与投资者人格独立,企业利益系为投资者利益与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综合体,包括企业环境责任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在于企业利益的实现,而企业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董事义务之履行[15] ,董事对谁负有义务、承担义务范围、能否适格履行义务直接影响到企业环境责任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个中缘由即在于企业行为需要依赖董事进行,董事义务规则的建构直接关系到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落实。结合现行立法,笔者认为应当在今后的企业法律修订中对董事义务规则进行如下完善:其一,明确董事担承义务的对象主体为企业,并非企业投资者。尽管企业实践中,董事经常为投资者推举并为投资者会议选举产生,但并非董事应当针对投资者个人负责,而应当对企业负责;其二,明确投资者对企业担承环境责任负有义务,在企业决策与执行中是否适格履行相关义务作为对其行为考评的重要标准之一。尽管理论层面上,董事既对投资者负有义务,也对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负有义务,但在实践中,后者经常被纳入董事的“权利范畴”。因此,如何通过董事义务规则的具体构建,通过各项配套机制将董事义务落到实处,实乃今后企业立法的重点方向。

四、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微观构建

  从我国现行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来看,立法者更多关注于环境信息批露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许可制度等,其规则体系散乱,并未形成逻辑结构合理、张弛有度的完善规则体系。然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特定阶段而言,继续细化完善企业环境责任具体制度规则迫在眉睫,从大量企业实践可知,企业盈利目标与环境资源的保护并不矛盾,公司环境责任完全可以成为二者之间的载体和纽带。就企业环境资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而言,立法者亟待对企业环境制度具体规则体系进行相应完善。

(一)明确企业环境责任

  一直以来,学界更为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宏观问题,对于企业环境责任担承等微观层面问题倾以的注意相对较少,此种思维定式下的企业立法也难免与之呼应。毋庸置疑,在当下,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项下最为重要的类型支撑,也是最易被人们所忽视、话语权最低的责任形式。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企业环境责任中的权利主体不特定,并非如其他企业社会责任那样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企业环境责任的诉求主体经常缺位;其二,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下的企业环境责任不仅限于企业环境法律责任,还包括企业环境道德责任,这势必导致不具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民无法界分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边界与道德边界,极易引发走向两个极端即法律极端或道德极端的尴尬,长此以往,将压抑人们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性。故此,诚如本文前述所言,在今后的企业立法中,首先应当构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义务及责任条款,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原则条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企业应当承担企业环境责任;其二,明确企业环境责任并不仅限于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企业环境法律责任,还应包括道德层面的企业环境责任;其三,在具体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应当细化与完善企业环境责任规则,将那些原属于道德责任项下的环境责任内容通过立法上升为具体的法律规则。

(二)扩展企业环境责任主体范围

  从我国现行企业相关立法中可知,企业环境责任的担承主体仅限于企业自身,并不涵括其他法律主体,尤其是不包括那些以企业为牟利工具的关联主体,这对于因环境破坏受到损害而无法从企业处获得充分赔偿与救济的受害主体是不公平的,之所以立法者并未将诸如股东、信贷机构、环保评估机构等主体纳入企业环境责任主体范畴,主要理由在于:其一,股东与公司人格相互独立,股东对公司债务或责任以自己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在认缴制模式下,股东立法者也仅是规定股东以认缴的出资为限对公司环境责任等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并未扩展股东担负责任的边界;其二,信贷机构与环保评估机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担负的角色不同,但本质上均是企业的合同交易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信贷机构与环保评估机构并不需要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权利主体承担义务或责任。然随着商业实践的迅猛发展,我们发现如再固守僵化的传统原理,而忽视法律正义的维护,显然与现代法律精神相悖,更何况在当下已有相关法理出现修正现象,无疑为扩展企业环境责任主体范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其一,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为追究股东不如实出资,抑或利用公司独立人格疯狂牟利之不当行为供给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其二,债权人代位权与撤销权制度的确立,无疑为合同相对性原理提供了例外性范例,这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追究合同之外,抑或非直接侵权者责任供给了立法支撑。故此,笔者认为,在今后企业法修订过程中,应当投资者、信贷机构、环境评估机构纳入到企业环境责任主体范围,但应当进行必要条件限制,如对于投资者仅限于其未按法律规定或章程出资情形,对于信贷机构、环境评估机构仅限于其未尽审查义务或职责情形。

(三)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业已对公益诉讼制度规则进行了具体规定,为企业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性支撑,明确了公益诉讼的主体为国家机关与法律规定的社会团体,且环境保护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对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的范围进行了必要规定。然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并未如立法者所期待的那样有序进行,在各地法院系统统计的数据中,经常出现“零立案”的尴尬,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对提起公益诉讼多采谨慎态度,怠于提起公益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怠于提起公益诉讼的责任机制。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来看,立法者并未对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怠于提起公益诉讼情形进行必要规制,未对相关机关及部门苛以责任;其二,缺乏提供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并不能从公益诉讼赔偿中分得“一杯羹”显然也是其怠于提起公益诉讼的又一原因。有鉴于此,尽管我国现行公益诉讼规则业已逐渐完善,但在复杂的企业环境公益诉讼实践面前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其一,规定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怠于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对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机制;其二,规定怠于提起公益诉讼情形下,其他社会团体及公民有权代位行使相关诉权;其三,建立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提起公益诉讼的国家机关或社会团体有权从环境责任赔偿金中获得一定比例奖励。

(四)健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

  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中,企业经营行为不断受到关注,市场监管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经营失信行为给予持续监管,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对企业出资行为、财务年度报告行为、企业年检行为进行监管,对于存在瑕疵的企业苛以经营异常标志。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贷款失信行为记载失信记录,对企业恶意还贷行为构成威慑。人民法院对企业恶意拒不履行判决行为建立失信被执行人档案,联合央行、航空公司等部门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高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凡此种种,监管者对企业采取诸种形式的信用监管在商事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企业失信行为构成了一定震慑。就企业环境责任制度构建而言,相较前述形式各异的监管举措,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业已规定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纳入其社会诚信档案,突出了立法者对企业环境信用监管的决心,但遗憾的是,相关立法并未对企业环境评价结果规定详细的法律后果,应当在今后法律修订过程中,“建立每个企业的环境守法和违法行为的信用档案并定期进行信用评级,而且,对那些信用评级差的企业在环保资金补贴、政府采购、银行信贷、证券上市及增股融资等方面进行限制甚至直接剥夺其资格。”[16]

五、结语

  作为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角色,企业在其发展进程中承担环境责任已为不争事实,这是市场经济运转实践的迫切反馈,是与企业相关的诸多利益主体诉请的真实反映,是国家实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步骤。尽管“企业环境责任”这一命题在我国刚刚开始引起关注,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不断日趋加剧,以及人们对环境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加快企业环境责任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步伐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这既需要理论层面的不断供给,又需要立法层面的积极作为,通过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企业法与环境资源保护法等协调并治,逐渐实现与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完备企业环境制度规则体系。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吉林大学民商法博士,教授,沈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1]薛生全:“公司目标二元论———兼论我国现代公司的社会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2]薛生全:“公司目标二元论———兼论我国现代公司的社会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3]参见刘萍:“公司社会责任的重新界定”,载《法学》2011年第7期。

  [4] 参见王文宇:《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5] 赵万一、朱明月:“伦理责任抑或法律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重新审视”,载《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6] 王文宇:《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7] 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8] 侯宏林:《刑事政策的价值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9]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10] 胡平仁:《法律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1]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1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37页。

   [13] 胡晓静:“论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外延和实现机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14] 周海博、孙卓:“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商人责任”,载《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4期。

  [15]参见李建伟:“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与实现机制建构”,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

  [16] 徐以祥、刘海波:“生态文明与我国环境法律责任立法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7期。